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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方略
锡林郭勒新闻网  15-06-19 09:37 打印本页 【字体:    来源:  

  阿拉木莎

  一

  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是古往今来一个永恒的话题。法治与德治作为两种基本的社会控制模式,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二者有机结合,相得益彰。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法治与德治都是治理国家、调节社会的重要手段。然而,就法治与德治的关系而言,西方文化更注重法治,法是科学理性从外部强行规范人们行为的产物;中国传统文化则更注重德,德在儒家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中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是人文精神从人的自身修养出发自觉规范人们行为的产物,从个人品德、家庭美德到社会公德,无所不在,如影随形地指导着中国人的言行。在中国,德治思想起源于西周。范文澜先生说,商是“尊神文化”,周是“尊礼文化”。这个礼的实质,就是周朝的德治思想。西周初年,周公摄政,分封建国,制礼作乐,推行了一整套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对于巩固周天子的统治,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论证周朝取代商朝的合法性,周公提出“天命靡常”和“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点,以改造夏、商时代的“天命观”,强调天意不能脱离人意,统治者的地位主要靠德行来维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天”及鬼神的作用,看到了人的力量。与此同时,强调德治的治国理念,提出“敬德保民”、“明德慎罚”、“以德配天”,激发了人们道德意识的觉醒。

  春秋末期,孔子继承、丰富和发展了周公的德治思想。孔子极为推崇周公和周礼,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礼是对夏、商两代典章制度进行因袭、借鉴而成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他主张遵从周礼。周礼所蕴含的德治思想,在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中占有突出位置,其要义是用道德教化来规范人们的言行,借助道德的作用对社会进行调节和控制,以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孟子进一步提出以民本为核心的仁政学说,把德治思想推向了新的高度。孔孟德治思想的要点是:第一、为政以德。要求国君率先垂范,统治者集团以身作则,修身立德,勤政尽责,充分发挥道德感化作用,并选拔任用贤才来管理国家。第二、爱民惠民。强调为政不可违背人心,要“泛爱众”,给民众以实惠和“恒产”(土地),让他们安居乐业。重视对民众的道德教化,以使他们的善心得到扩充和发扬。第三、德主刑辅。孔子并不否认“政”“刑”的作用,但他更强调“德”“礼”在教育人、感化人、引导人、提升人方面的重要作用,由此奠定了儒家德礼优于政刑,德礼为主、政刑为辅的治理模式。

  法家思想起源于春秋时期,形成于战国时期。法家是中国历史上主张富国强兵,以法治国的重要学派,在法理学方面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国家政权的关系等基本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这是难能可贵的。孔子对法家的先驱人物管仲、子产都有高度评价,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并非截然对立。生活在战国晚期的荀子,溶礼法于一炉,提出“隆礼重法”的治国理念。他立足于儒家的“礼治”观,在“礼”与“法”的关系上,继承孔子的观点,认为礼是高于法的。而对于法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却突破孔子,汲取法家的“法治”观,主张“礼法并重”,从而把“礼”与“法”当作治国安邦的两大根本手段。《唐律疏议》以“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两句脍炙人口的言辞,将这一治理模式做了简明的概括,使之成为历代统治者维护和巩固国家政权的基本国策。

  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中国文化,都把人性作为研究法与道德的逻辑起点。《论语》中孔子很少谈及人性,只是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人性是从人的先天的本能发展而来的,人的本能是相近或相似的,是人性形成的内因,人与人在习性上的差别是后天造成的,是不同的环境影响和个人努力程度的结果,后天的环境因素和个人努力,是人性形成的外因。对于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孔子没有说,这也为后世关于人性的探讨留下了空间。中国文化对人性的认识,大致有四种观点:一是性善论,以孟子为代表,认为“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二是性恶论,以荀子为代表,认为“人之性恶,其善伪也。”三是人性无善无恶论,以告子为代表,认为“生之谓性”,人性无所谓善与恶。四是人性既善又恶论,以西汉的扬雄为代表,认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这四种观点中,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是孟子的性善论,其次是荀子的性恶论。他们虽然各执一端,但都从一个侧面对人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形成了中华文化特别注重自我修养和道德教育的传统。

  讲人性,离不开人与人的关系。因为人性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形成的,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类在长期的发展中,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形成了“义”和“利”这一对基本的伦理道德范畴。一事当前,是“义”字当先,还是唯利是图,这是人们衡量一个人是性善还是性恶的基本标准。也就是说,人类异于其他物种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道德性。

  二

  法律和道德都是社会行为规则。习近平同志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道德,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习总书记的这一论述高屋建瓴,立意深远,为我们辩证地认识“法治”与“德治”关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国家和社会治理,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方略。法律的基本功能在于惩恶,道德的基本功能在于劝善,二者各有优长,天然地具有互补性。法治是外在约束,是他律。人性中恶的因素是不可能单靠教化解决的,离开了有效的他律作保障,个体的自律是难以实现的,也是靠不住的。法治就是为了抑制和惩处人性中恶的因素,维护和增强人性中善的因素所发明的一种社会机制。惩恶扬善,正是制定和实施法律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法律的基本特征,一是它具有国家意志性,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二是它具有国家强制性,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对于公民而言,它是外部力量对个体进行的刚性约束,也就是他律,是一种不可违背的强制力,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违背了,逾越了,就要受到惩罚,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对于社会而言,它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可以有效地防止把国家的稳定和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威望上”的悲剧发生,是维护社会有序运转,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德治是内在自觉,是自律。德治着眼于弘扬人性中善的因素,强调教化在人格塑造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教化是使人弃恶扬善,强基固本的基本途径。一个人的进步,是修身克已、弃恶扬善的结果。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提高,也是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弃恶扬善、革故鼎新的结果。孔子的仁爱思想最可贵的价值,并不是仅仅主张以孝为本,亲亲为大,而是抓住“孝”这个根本,对人进行教化,使人超越自我,实现从亲亲,到爱人,再到爱天下万物的人生境界升华。这种博大的人文情怀,正是孔子学说、中华文明的精华所在。马克思曾经说过:“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道德属于社会意识形态,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以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是与非、好与坏、荣与辱、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等基本范畴作为评价人们行为的标准,通过教育和社会舆论的力量使人们形成一定的信念、价值观、习惯和传统,从而引导人们对社会实际生活中的各种事物、思想和行为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道德并不是超自然的、先验的或主观自生的东西,而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又对社会存在有着巨大的反作用。无论是对于一个民族或国家,还是对于一个人来说,道德都是至关重要的。作为一种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它是人类前进的“目的地”;作为一种思想境界和内在力量,它是人类前进的“发动机”;作为一种价值标准,它是人类前进的“方向盘”;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它是人类前进的“交通警”。从个人角度看,人的自我发展很重要的内容是人格的自我完善,而人格的完善主要依赖于道德水准的提高。从社会角度看,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离不开道德的规范。德治既是治国的手段,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目标。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是对传统社会治理模式的扬弃,也是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创造性转换。我们今天讲的法治,是“法律至上”的法治,是依据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它是汲取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也是对我国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进行深刻总结的结果。“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继承了法家思想精华,又是以现代法治理念为指导,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为核心,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取向,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基本原则,以法律的至高无上权威为根本要求,以监督制约为内在机制,以自由平等为理想追求的法治。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告诉我们,依法治国必须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而我们今天讲的“以德治国”,同样是在汲取儒家德治思想精华,摒弃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把治国希望系于君主一人、夸大德治作用而对法治重视不够等局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新型社会主义“德治”。这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德治”观,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重视道德教育和道德感化的作用,强调选拔干部必须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的“德治”;是在肯定“法治”重要意义的基础上,使“德治”与“法治”互相补充,并行不悖,共同维护和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德治”。

  法治中国,是新时期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为一体的法治建设新目标。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其基本路径就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其基本方针就是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其基本方法就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要把这些要求落到实处,最根本的,依然是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全体公民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古今中外的历史充分表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体现着当代中国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是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只有大力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理念,才能把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力量凝聚起来;只有大力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理念,才能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引导全体人民遵守法律、有问题依靠法律来解决,形成守法光荣的良好氛围;只有大力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理念,才能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在全社会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不断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支撑;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形成人们不愿违法、不能违法、不敢违法和自觉守法的法治环境的有力支撑;是有效整合社会意识,使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法治中国建设目标得以顺利推进的有力支撑。

  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即青年观在价值形成和树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这生动而形象的比喻,深刻说明青年时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对整个人生的重要性。为引导、教育全盟36万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全盟各级关工委要积极配合教育部门和学校,充分发挥“五老”人员作用,重点在18万在校生中深入开展“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教育活动,发挥好法制副校长和法制辅导员的作用,使中、小学生从小就学法、知法、懂法、守法,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一)坚持把“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教育融入中、小学生教育的全过程。

  学校是对中、小学生进行“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教育的主渠道,必须按照党的教育方针,把弘扬和培育各民族团结精神作为重要内容纳入中、小学教育的全过程,把“法制与德治”相结合教育工作摆在素质教育的首要位置,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要增强中、小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创造条件。加强对中、小学生“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教育的重点是规范其基本言行,培养良好习惯。加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教育,使青少年懂得“学习最有用、劳动最光荣、祖国最可爱”的道理,激发“三爱”热情,凝聚“三爱”力量。要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反映时代和社会进步要求,体现对学生的尊重和信任,引导学生自觉遵纪守法。

  一要注重课程渗透,使课堂成为“法治与德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要坚持“总体融入,结合教材,突出重点”的原则,根据每门课程的特点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现有教材的有机融合,实现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的优化组合,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针对性实效性。要紧密结合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发挥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作用,把“法治与德治”教育的基本内容有机融入到小学《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初中《思想品德》和高中《思想政治》的德育课程体系之中。鼓励学校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美德、民族精神等内容纳入德育校本课程,让广大青少年在课堂教学中自觉接受“法治与德治”教育的熏陶。

  二要丰富教育形式,积极开展“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教育活动。要突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教育活动重点。紧紧抓住庆祝建国65周年、建党94周年、12·4国家宪法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和开展“三爱”教育活动等契机,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实践活动,深化对“法治与德治”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的教育。要各中小学通过开展“书香校园”读书日、“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法律在身边”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形成中小学“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教育活动系列品牌。

  三要强化日常管理,建立开展“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教育的长效机制。要建立全员育人机制。各级各类学校在“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教育活动中做到领导干部率先垂范,模范履职;党团组织、思想政治教育部门争先创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班主任、辅导员示范引领,形成齐抓共管、各司其责的良好局面。要完善评价机制。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把在中、小学校中开展“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教育活动纳入教育教学督导评估指标体系之中;各校要建立并完善考评制度,每学期对学生做出相应的评价。

  (二)坚持把“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教育融入学校教职员工教育的全过程。

  加强教师职业道德建设。学校全体教职员工要树立育人为本的思想,热爱学生,言传身教,为人师表,教书育人,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以高尚的情操引领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在北师大师生代表座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做“四有”老师,即:有理想是成为好老师的根本,有道德情操是成为好老师的前提,有扎实学识是成为好老师的基础,有仁爱之心是成为好老师的关键。要充分发挥广大教师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进程中的主力军作用。做到学校各项管理工作、服务工作也要明确育人职责,做到管理育人,服务育人。青少年时期是人生成长的关键阶段,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确立的重要时期,同时,青少年也存在着自控能力差、自保能力弱的特点。遵循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中、小学法治教育要坚持立德树人导向,创新教育教学方式,通过开展师生谈心、主题班会、主题宣传日、主题教育月、图片展、墙报、主题长廊、专题讲座、征文、模拟法庭、文艺节目、书画作品展示等形式多样的教学和实践活动,促使学校法治教育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等相互融合。要鼓励和支持教职员工创作具有正能量的校园网络文化作品,加强文化引领,切实提高校园文化建设水平,帮助和指导青少年在耳濡目染中正确树立法治意识、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培养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社会主义法治的自觉性,提高对宪法法律既是保障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也是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的认识,强化青少年依法维护权益、有效自我保护、明辨是非善恶、有力抵御违法行为诱惑的意识和能力。

  (三)坚持把“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教育融入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的全过程。

  开展“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教育活动,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习近平同志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教育为重点,立足实际,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活动载体,积极引导中小学生,从一点一滴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让中、小学生在活动中提高文明素质,在课堂学习和社会接触中增强道德判断能力。青少年法治教育,需要调动各方面参与合作的积极性,要充分发挥中小学家长委员会制度的优势,密切学校与学生家长、社会各界的联系,共同关注青少年成长的共有特点和个性差异,关怀青少年成长阶段的心理需要,关心青少年面对现实问题产生的困惑,及时予以正确辅导和引导。从各地经验看,设立专门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是十分有效的途径,有利于整合资源、提升教育效果,克服师资经费不足以及教育实效不佳等问题。我们要充分发挥学校、关工委“五老”人员、法制副校长的作用,构建“法治与德治”道德讲堂进入课堂,使活动常态化、制度化、长效化。考虑到许多青少年喜欢上网,还应重视开展网络普法活动,鼓励法制副校长、班主任、辅导员、德育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开通微博、微信,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网络工作,在利用好全国青少年普法网站的基础上,我们要组织研制法治教育有关课件和音像资料,定期开展多媒体课件征集活动,提升青少年法治教育的体验性、生动性、实效性,学校、家庭和社会各方面齐心协力,共同开创对青少年“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教育的新局面,以优异的成绩迎接中国关工委成立25周年!

  

[责任编辑 王艳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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